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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马遹通过政变手段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朝廷实权，但是他一点也没感到轻松，因为他知道晋朝早就病入膏肓。看看他从贾后党羽、赵王党羽家中抄没的家产，足足是朝廷一年的收入，可见当时贪腐、奢靡风气之盛。
司马遹一边注视着眼前的奏章想着如何给贾后党羽定罪，一边仔细回忆原来的晋朝。
据他所知西晋原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灭了蜀，它自身灭了吴，三国一统，何其雄哉！
谁知开国之君刚死，就爆发了宫廷政变，没几个月，又来了一次。
此后虽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八年后，动乱不可遏止的爆发了。宫廷政变升级为大规模内战，今天这个王人头落地，明天那个王人头落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八王之乱”。
八王酣战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著名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从此覆亡。距晋武帝死时仅二十年。
说白了西晋就是亡于最高权力的争夺。这种争夺是历史上最极端的典型事例。历代王朝都有最高权力的争夺，但像西晋这样没完没了，不死不休，却是绝无仅有的。
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一个真理：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了秩序的崩溃，将会把所有的人推向动乱的深渊，还会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
虽然历史上，造成八王之乱这个事件有众多的原因。诸如皇位继承人选择不当，辅政大臣不得人，分封制造成了王国过于强大，诸王执掌过大的军政权力，等等。这些原因也确与八王之乱相因果。
但都不能说明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战乱。
有人认为晋惠帝智商太低，如果他有曹操、司马懿那样的能力，就不会有八王之乱了。可是华夏历史上其他朝代也有不少白痴皇帝、婴幼儿皇帝，大都平安无事，即使有的被篡了权，也不至于爆发大规模战乱。
西汉的王国封疆比西晋大得多，虽然爆发过七国之乱，但也仅此一次。南北朝时宋齐梁各王朝，诸王军政权力也很大，都没有闹到八王之乱的地步。
显然，八王之乱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的因果链条，它是一个病态社会的症状，正因为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所以八王之乱这种动乱祸端就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社会难免有纠纷和冲突，一个健康或正常的社会可以将纠纷和冲突控制在不使秩序崩溃的限度内，许多祸端就此消弭于无形。
而病态的社会则常把琐碎的细务操作成严重的事件，把微小的纠纷放大为滔天的巨祸。
劝酒本是一件小事，就因为客人不喝酒，石崇就要杀劝酒的人。而王敦故意不喝酒，看他杀人，已经连杀三人了，就是不喝，王导埋怨，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世说新语》）。
莫非古人以为杀人只是象摔杯子一样的一件小事吗？否，从古到今任何时候，杀人都是一种严重事件。因为人性的本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高祖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首章便是杀人者死。可见古人也认为生命权是第一重要的。
一个社会包容这种泯灭人性的事例，一个社会中的人，面不改色地制造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难道是正常的吗？
西晋的社会风气极其不良，显示出社会潜伏着纷争和冲突的高危因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三大特征，奢侈，异类和清谈。
西晋奢侈之风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事，可谓空前绝后，王恺以饴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女眷出门时用以遮挡行人的视线）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笔，难怪石崇这个名字被后人视为豪富的代称。
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万钱。
奢侈的背面其实就是逐利。试想，没有钱，如何奢侈得起来。西晋社会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鲁褒的《钱神论》刻画了当时的逐利行为，真是入木三分：“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资治通鉴》）
惟钱而已，啧啧，凡今之人，晋朝人就像钱上的寄生物。
异类就是与传统道德赞赏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竹林七贤可为其代表。这些人以惊世骇俗的行为博得重名，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与人下棋，报丧人说他妈死了，对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赌个胜负，接着又饮酒二斗；居丧时公然于公开场合大吃酒肉；喜欢喝醉酒驾车出游，却不按路标走，因而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
阮咸与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带着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当即借客人的驴就追，然后二人共驴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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