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旧邮票得等到多年以后才能变成钱，虽然是不小的一笔可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陈宇被这些面值八分四分的新邮票给难住了，要保持通讯联系就得经常写信，频繁的去些，算起来可不是一笔小钱，对于只有半边户口一份儿收入的一大家子来说，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哪里有闲钱让陈宇去祸害。
找钱就成了陈宇等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还貌似无解。
市场经济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买东西还是靠配给制，除了钱还得各种的票，粮票、布票、肉票……想做生意也没辙，就算是胆大，敢于投机倒把那也得有本钱才行，本钱这东西可是不那么好解决的，缺的不就是钱么。
靠着不怕脏不怕累的革命干劲儿，在家属区垃圾堆奋战了两个月，一有空就刨垃圾堆捡破烂儿，总算将第一批信件都发送了出去，而悲惨的日子让陈宇不堪回首，心里对财源的渴望就更加炙热了。
就在小陈宇纠结的岁月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中，春节就过了，压岁钱加上捡破烂儿的收入，勉勉强强发了第二批信件，第一批信也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回信，让小陈宇高兴了一点儿。一晃眼儿就快到春天了，这可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是未来的一个转折点，是政治上冒险的最佳时机，陈宇知道自己太小，政治上目前还不会有任何的作为，但是，自己要是让父亲出头了，自己不是也一样提高了起点了吗？
陈宇记得很清楚，在上一世，这一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将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而就是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进行了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紧随其后的大辩论将进行全国范围的重新站队，这一次站队是非常关键的，站到了正确的一方面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会一帆风顺，可要是站队错误就将一落千丈。
这个时候，陈宇的父亲还是个工人，一线工人，连以工代干的班组长都不是，如果错失这个机会，那就只有等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争取第一批下海，可做个富二代哪有当官二代有前途，官二代可以有钱，甚至比富二代还富，可富二代却不可能有权，这是本质的不同。
春节已经过去了，刚开学陈宇就逃课了，每次都一百分的陈宇经常逃课，老师却很少修理他，谁让他成绩够好呢，再说了这是子弟校，本质上就是托儿所的性质，管理得真的不严。
在几个垃圾堆翻腾了一遍，除了一脚炉灰渣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陈宇郁闷的坐在家属区与厂区之间的山坡上，在刚发芽的草地上坐下来，看着厂门口几个宣传人员正在修补《你办事我放心》的巨大宣传画，画是油漆和油画颜料混合画的，大概是底子没有做好，有的地方开裂了。
还有两个多月就是关键性的时刻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动就晚了，可怎么动呢？写稿子投递到报社？发出来得可能性几乎就没有，如果反过来追究也是好事儿，就怕寄出去就石沉大海，要是被扔在哪个编辑的废纸篓里岂不明珠暗投了。可别的渠道又明显不具备条件，就算黑板报都没有陈宇他爸参与的份儿。
陈宇躺在青黄不接的草地上，感叹着，要走进历史事件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想了半天，除了投稿以外还真么有什么好办法，陈宇叹了口气，只能一稿多投了，起码这样保险系数要大得多。回到家陈宇就开始动笔写稿子，指望老爸自己写一篇这种有真知灼见的稿子是绝不可能的，而作为重生者，在大机关混了一辈子的陈宇来说就完全是信手拈来了。大笔一挥，千言立就，一片锦绣文章写好以后，陈宇就交给了老爸。陈宇的老爸叫陈建国，是个有很多重名者的庸俗名字，厂里同名同姓的就有好几个，同名不同姓的更是海了去了。
陈建国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抓起来就要点火烧掉。被陈宇一把抢了回去，陈建国抓起鸡毛掸子就要行使家庭暴力，被及时赶到的老爷子给揪住了。
陈宇的爷爷叫陈雍，出生在旧上海，如果从他出生时的家境算成分是个小业主的出身，因为上海大资本家多，如果转换成现钞的话在内陆地区还是远超一般大地主的，话说他们家在老家本就是大地主。上海沦陷的时候，一大家人不敢留在混乱之地，小部分回了老家，大部分去了香港，后来又有部分去了美国，唯独陈雍跟他爹留在了上海。虽然兵荒马乱，可家里的店铺生意不能丢下不管，而那会儿逃离的很多，想折现不容易，就算卖出去就最多拿到两三成，这是很不合算的，所以只能冒险留人守着。陈雍的老爸之所以被留在上海，是因为在家里他不受待见，被定为家族继承人的兄长和几个堂兄弟都去了香港，老太爷带着其余人回了老家，其中就包括他老婆和小儿子，也就是陈雍的妈和弟弟。不受待见的原因是他游手好闲，上过好几年洋学堂，可再学就真学不进去了，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喝酒跳舞听戏找女人，如果不是后来遇上战乱，小业主那点儿家底儿根本抗不住他祸害。一家人分散开之后，因为能带走的都带走了，他又真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结束了生意，能卖的都卖掉之后，正式成了拆白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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