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天明时分，林恩一行人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二十多公里，这对于飞机而言只是弹指一瞬间的行程，也没有超过一门远程火炮的有效射程，但恶劣的天气和艰难的路途时时刻刻都在考验着这群日耳曼战士的意志与躯体。好在，队伍里既没有伤号也没有老弱病残，他们个个都是从同龄人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经受过严格的专门训练和严酷的战争洗礼。大多数时候，他们默默前行，待到险峻之处才会相互协助，以团队的力量克服大自然的困阻。
漫天风雪几近停止，位于队伍中后部的林恩自行走到一旁驻足歇息，几个月的温柔梦乡没有摧垮他的信念，可缺乏了系统训练，体能出现下滑的驱使是较为明显的，这一路虽然没有掉队，但特遣队员们可都背负着至少十几公斤的装备物资，弗朗茨也负重不少，唯独他基本上是轻装前行的。对于这种状况，林恩既有些惭愧，又有所警醒。庆幸的是，这副健壮躯体的生理年龄也才24岁，还未完全达到一个成年男性的正常巅峰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继续加强锻炼，辅以科学的调整，取得大幅突破不说，至少能够将原有的良好体能保持若干年。
背着私人行囊的弗朗茨跟着在路旁落脚，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头观望。不知不觉中，那稀落的“雨声”从耳边消失已久，只是难以判断这是超出声音传播距离的缘故，还是殿后人员阻击的告结。整夜飘雪，此时视线中一片白芒，肉眼甚至很难区分远处山峦与平地的分界，一丛丛杉树、桦树以及其他寒带植被就像是突兀的岩石躺在冰封山谷之间。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期间，芬兰士兵们就是利用这样的天然环境给予五倍优势的苏军沉重打击，全世界都为此惊呼——也正是芬兰勇士的表现过于扎眼，第三帝国的高层领导者低估了苏联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上苏德战争初期的闪击成效，他们才会接连犯下分散兵力的大忌，以至于失去了一击定乾坤的绝佳机会……
如今回过头思考这些，多少还有些亡羊补牢的意义。在林恩眼中，若是红色帝国的独裁者提前数年死去，苏联政局的走向应该会与历史产生较大的偏离。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他并不喜欢赫鲁晓夫的大跃进思维，也不喜欢继承和发扬大国沙文主义的波日涅列夫。冷战格局的形成不单单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物，采取军备竞赛策略的苏联领导者同样“功不可没”，这也为苏联的解体早早埋下了伏笔。相较而言，世人之中有许多都觉得贝利亚这个革新派领袖是本可以让苏联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关键，虽然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可他个人反对以清洗、迫害和杀戮的极端方式巩固政权，倡导改革旧体制，倡导发展经济、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历史上，贝利亚多次就“大清洗”是否错误地扩大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虽因此遭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但在党内威望大为提升，可以说他在党内获得的支持是仅次于斯大林本人的。1953年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在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中排名第二，并将名义上的国家领导者马林科夫置于附庸地位。从这时起到同年6月份被捕，在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内，他主导和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调整措施：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发布命令，要求内务部对斯大林逝世前几年中制造的几个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人员案、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人员案以及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等重大案件进行重审，并将内务部对这些案件的重审结果一一向中央作了汇报，敦请中央对其平反。短期之内，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批准了内务部关于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的建议，即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人并为其彻底平反，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违反苏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而内务部也随之向全国发布了为该案平反的通告。紧接着，苏共中央主席团又先后为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等案件平反昭雪。
纵观历史，斯大林及其后来继任者在民族政策上的做法一直备受批评，然而在1953年那个短暂而又特别的时期，贝利亚同样尝试了纠正这一点。他提出在各加盟共和国中，用当地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他主张逐步恢复苏联-南斯拉夫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主张认同南斯拉夫的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允许当时处于困难和动荡状态的东欧加盟共和国效仿进行改革，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并在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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